你来看她的演唱会

99%的高中生都会成为闪闪发光的生物

好似情深，却又最是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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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看她的演唱会

文/王一

1

我没有想过会再回到慕尼黑，也没有想到居然会遇到艾德里安。

那时艾米丽的复出演唱会刚刚结束。舞台暗下，场灯亮起。我还不能适应霎时间亮起的灯光，眯起眼睛，眼前只剩一片空茫的白光。旧日时光和音乐像潮水一样退去，将我丢在现时的沙滩。

走出体育场，情绪从往日奔来，挟着闷热，在夏夜里潜伏。我不想回酒店，于是收起电子眼，自顾站在门口抽烟，看着观众鱼贯而出。一对打扮体面的中年夫妻从我面前走过去，妻子正抽抽搭搭地拿手帕擦眼泪。一个女人走在后面，正同她女儿讲她年轻时对艾米莉怎样痴迷。

而她们身后的人拐了个弯，朝吸烟处走过来。我抬起头，正看到艾德里安。

他似乎也没有想到会是我，张口结舌的模样和以前分毫不差：“我只是想借个火……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把打火机递给他，后退一步，给他留出些位置，也为自己的表情留一点余地：“昨天才到，没想到这么巧。”

他点起烟，只说：“是啊，这么巧。你怎么会来慕尼黑看？演唱会第一场不就在旧金山吗。”

“第一场我当然去了。全研究所的人都去了。但是那次只是为了确定一切正常，不出岔子。”我从包里取出电子眼，冲他晃了一晃，“这次顺便录下来。”

艾德里安默了一默，说：“哦对了，演唱会很成功。恭喜你们啊，居然真的复活了艾米莉。”

我笑笑，说：“大部分器官都坏死了，哪里是什么复活，报纸的噱头罢了。只复原了神经系统，其他的也就是个铁皮壳子罢了。”

“说得也对，死都死了，哪里还能真的活回来——”艾德里安抽完最后一口，把烟蒂摁熄在铁皮筒上，却突然像想起什么一样，“对不起，我没有其他意思。你别多想。”

我知道他并不是有意的，只是他最后越解释，越让我想起查尔斯。像扒开一口枯井，往事泥沙俱下，黑洞洞的井口镶在地面，眨着干枯的眼。

然而我并无缘由对他不满，也早已过了太过敏感的年纪：“嗯，我知道。你也别在意。”

“哦……”他欲言又止，却只是说，“我先回家了。再见。”

我应了一声，没有说再见。毕竟我明天就要离开慕尼黑，不再回来了，大概再也不会再见了。

然后他转头走出光亮，走进黑暗。

旧时海岸上又只剩我一个。往事的潮水又要回来，要把我滞留这片空白中。

这时艾德里安突然去而复返：“都半夜了，看着又要下雨。你住哪里，我送你回去吧。”

他见我不说话，又劝我说：“这么久没见了，就当叙旧也成啊。”

他说话依旧软绵绵的，依稀还是很多年以前的声音。

2

我和艾德里安熟络起来，还是查尔斯——我当时的男朋友——去世以后的事。

查医院里去世的。他确诊感染DETV病毒时，已经到了后期。病原沿着神经，逆流侵袭到大脑，严重破坏了他的学习记忆功能。到最后，他已经不能工作，深度抑郁也如期而至。

最后慕尼黑的医生束手无策，他哥哥从弗莱堡过来，接他回家，再去苏黎世接受治疗。

自从查尔斯离开慕尼黑，他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我偶尔打过去也无人应答，只好通过他哥哥了解他的近况。他刚刚到苏黎世的头十来天，性情好似平和了很多，也偶尔会和他哥哥多说几句话。我们都觉得他会好，毕竟DETV并不是非常致命的病毒，总有希望能找到治愈的方法的。

——只要他活着。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他会趁着他们松懈，从病房窗口跳下来。四肢染血，半身鲜红，惨不忍睹。

那时艾德里安还是个小硕士，在我们实验室做项目，导师把他安排给我来带。我原本以为他也只是想混推荐信，于是也没有很用心教他，没想到他很是努力，几乎是按照博士生的作息工作。反倒是我，自打从查尔斯的葬礼回来，就只把自己埋在沉默里，像漂在黑夜的河道，与白昼永远隔着一线河岸。

就是这个时候，艾德里安拉我去了国王湖。

我的状态，所有人都知道，却也都讳莫如深。毕竟生活逼迫得太紧，除开一两句安慰的话，谁都分不开精力再为别人做什么。

因此，我还是感激艾德里安的。

只是这感激微渺，我心里又包藏秘密，坐在船里，也像要坠下去。

船行到中央，突然下起大雨，船舱里开始积水。我们已经划出去很远，但是距离前面的码头又还有一段距离，只好把船随意靠在岸边一处探出来的树荫下。艾德里安手忙脚乱往船外舀水，看我没有动作，伸手把我的耳机摘下来，催促我和他一起把水舀出去：“不然船就要沉了！”

“沉了就沉了呗。反正会有救援的，死不了。”我望望天色，“而且这种阵雨，没多久就停了。”

艾德里安听我这么说，生起气来：“这种鬼地方，连信号都没有，谁来救我们？！”

我立马呛了回去：“对！这种鬼地方，要不是你拽着，谁会来这种鬼地方！要是真出了什么事，都他×是你的错！”

“我的错！”他冷笑一声，“早知道就不该管你！”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那点感激又挣扎起来，转瞬即逝，在耳边擦一点火花又被大雨浇熄，却还是止住了我的激烈情绪，只是仍不能劝服我服软。

沉默之间骤雨停歇，我也找到了话头：“我们回去吧。”

艾德里安顺着台阶下，说：“好。我想吃冰淇淋了，你要不要？”

“好。谢谢。”我知道这是他在委婉表达歉意，接着说，“还是我请客吧——下星期他们去取血清，我不去了，你也别去。”

“好。”他划着船，低头回答我，忍不住又说，“查尔斯的事……你不要太难过了。”

回去的路上，好不容易划到半路，暴雨却又下了下来，我们正在水流最湍急的位置，无法靠岸，木船剧烈摇晃，几乎要被掀翻，伞也掉到水里去了。

艾德里安弃了浆，把我搂住。他的心脏迅疾搏动，一声一声隔着耳机传到我的耳朵里，一直蹿到我的心脏去。

3

七年以后，当我坐在艾德里安的车上，和他再说起这次争吵，都好像被时间赋予了坚硬的皮壳，当年的纷扰和怒意都不再困扰我们。

路灯滑过车窗，随着雨水落在玻璃上，艾德里安一边开车一边笑：“你不知道那会儿你有多浑蛋，你说我好心好意叫你出来吧，你没头没脑就冲我一顿吼。”

“那会儿我心里有事嘛。”我想想当时，有些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啊，本来是去散心的。”

汽车驶到红绿灯前，红灯悬在半空中。街道空空荡荡的，艾德里安还是把车缓慢停在白线后。

“是挺浑的，但也不全是你的错。”红灯熄灭，黄灯开始闪烁，他默了一默，看看后视镜，“毕竟那个时候查尔斯刚走——但是还真想不到，你那个时候已经想到要保存查尔斯的大脑了。”

我尴尬起来，说：“其实也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那时旧金山的一个实验室，关于整合死者大脑和人造躯体的研究刚刚有突破，查尔斯生前也正好签过遗体捐赠书。我说服了他哥哥，把大脑超低温保存，说不定以后有突破呢。

——说不定运气好呢。我当时这么告诉查尔斯的哥哥。

可是这句话，我并不敢对艾德里安说。因为他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靠运气。所有回报，都有所代价，是没有侥幸可言的。

然而我想到七年前，我曾经怎样对待艾德里安，喉口里又堆积起歉疚。

他曾付出代价，却未有回报，岂止没有侥幸，我似乎从未给过他半分运气。

那年从国王湖回来，发过了一通莫名的火，又经过一场暴雨，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同艾德里安相处，于是干脆只专心做实验。他刚开始还会试着同我说话，后来好像也知道了什么，见面也只笑一笑就过去了。

直到将近半个月以后，我在回家路上吹了风，发起烧来。做了一整晚的梦，好像被魇住了，一直醒不来。迷迷糊糊中，好像听到电话响，却没有力气伸手去够，医院了。导师见我缺席组会，也没有请假，打电话给我又没有人接，艾德里安立马就赶到我家，请房东打开门，正看到我烧得不省人事的样子。

我看着他眉飞色舞跟我形容我病恹恹的样子，道谢和道歉都说不出口了。

其实也不是很严重的病，然而因为查尔斯的原因，医院都紧张万分。医院强留住我，观察了好几天，确定我没有感染DETV，这才放我出院。出院那天艾德里安又自作主张跑来接我。

时间还早，我们在市中心转了一圈。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和艾德里安又聊上了天。自从查尔斯患病，我就没有再和人长聊过，每天都要应付希望和失望，已经精疲力尽，而这初愈的时候，我好像又有了一点说话的力气。圣母教堂人潮汹涌，异乡人们举着相机，兴高采烈地合影自拍。

我看着他们，面目模糊，衣着乏味，一切和我如此相似，盘桓林立高楼间，希冀百摧不折的灵魂，却又生就一颗平凡的心，时常陷进往事的泥淖里去。

我蓦然惶惑又迷茫。

这时艾德里安捉住了我的手，我用力回握过去。

那一刻我是认真想要回握他，想报答他予我的温度。

也是认真忘记了，我再有半年就要离开慕尼黑，就要去旧金山。

我已经向那个实验室提交了申请，研究脑部死亡神经元的临床修复——这就是我说服查尔斯的家人的代价，也是我想要捕捉的一点点希望。

4

多年过去，艾德里安已经不再对我的沉默手足无措。见我不说话，他随口问道：“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我原本想说不知道，但还是不愿意骗他，于是说了实话：“应该是不会回来了。而且说实话，我也不怎么想回来。”

“哦。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他松了松领口，又说，“至少这次你老实说了你不回来了。”

被他刺了一句，我不好说话，看着酒店越来越近，如释重负，却又希望它能离得再远一点。

“既然不回来了，要不去看看以前住的公寓？反正也不远——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

“好啊，以后也看不到了，就当凭吊往事了。”我点点头，暗自松了一口气。

于是车子开到路口掉了个头，我又试着把话题也倒回去：“以前真的挺抱歉的。”

艾德里安笑一声，说：“我说了没关系。”

我正要说话，一个少年滑着滑板从我们面前横穿过去，险些撞到车上。

艾德里安被逼得猛然刹车，他按下车窗，伸头出去大声骂了两句。

他再合上车窗，一边抱怨一边挥手。

我蓦然瞟到他的手指，张了张嘴，后半截话说不出口了

——我那时应该对你好一点的。

对于艾德里安，我似乎总有承诺不能兑现。那些话语脱口而出时，都带着真诚的温度，最后却被生生掐断，在湍流里打了一个转，还是冷却，最后沉没。

车开到公寓楼下，我们自顾抽烟，一时无话。

黑夜像一个倒行的旅人，踏着泥泞，掖着欢喜悲辛，匆忙倒回我俩的分别里。

多年以前，离开慕尼黑的那晚，我做了牛肉汤，和艾德里安相对而坐，各自捧一个碗，慢慢喝汤，热气氤氲笼罩在我们头顶。喝完了汤，他问我：“东西收拾好了？”

“差不多了。”在慕尼黑待了好几年，一段光阴，林林总总，最后也只是两个托运箱。

他突然想起什么一样，让我等他一下，然后转身进了卧室，随即传出翻找东西的声音。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就坐在椅子上等。

对于这间小小的公寓，我早已了若指掌，然而在这告别时分，墙头壁角突然攀爬出很多陌生的意味，熙熙攘攘，排开我，推挤我，却又将我拘在原处。我无所适从，连目光都无处投放，于是盯住白瓷碗底一点橙黄的汤汁。

不知过了多久，他回到客厅，低着头，递给我一沓纸：“你别忘了这个。”

我看着纸面上挤作一堆的黑字，心里空落落的。

他见我没有反应，又说：“拿着吧。”

我没有办法，只好接过来，不知所措，想扔掉却又舍不得，还是进了卧室，塞进背包里。刚刚搬过来时，我仍没有缓过劲儿来，艾德里安知道我有写作的习惯，于是让我把想到的都用德语写下来。“外语写作能够产生隔阂感。”他说，“发泄出来了，又不至于失控。”

这些错漏百出又歇斯底里的言语，纠缠不清的欢喜歉意，都曾被他收起，此刻却都拥挤在这一沓间隙，随着合上的拉链，又回到我鼓鼓囊囊的生活里。

回到客厅，艾德里安已经把碗收到厨房。

我走到他身边，从满是泡沫的水槽里捞出碗和勺子，冲洗干净。

泡沫打着转落入下水口，像一个破碎的结局。

他冲了冲手，说：“晚安。”也不等我回应，自顾自回到客厅躺在沙发上。自从我告诉他我要去旧金山了，他就一直睡在沙发上，像赌气等我哄他一样。只是我不会回头，他也不只是在赌气。彼此心知肚明，不如让界线更分明一些。

外间窸窣作响，传来艾德里安翻身的声音，仔细听又像在叹气，他问：“你是不准备继续做DETV病毒学了吗？”

半晌，又问：“果然是因为查尔斯吗？”

我仍然不说话。

他却没有生气，又开口，语气软软问道：“你什么时候会回来？”

我睁开眼睛，神使鬼差地说：“我也不知道，但应该时不时会回来一趟吧。”

那时我其实已经决意不再回慕尼黑了。这一句谎话，我未必有心粉饰，却在我察觉前就溜出了口，带一点虚伪的温柔，却没有半分实际的力度。

然而，有这半分虚伪，也是温柔。

比起查尔斯那连只言片语都吝啬的诀别，这已经要强上很多了。我入眠之前，定定望住百叶窗上跳动的光斑，像试图握住一捧微渺的希望，这样安慰自己道。

梦里又回到那个得知查尔斯死讯的午后。电话里，他的母亲说到一半，便已泣不成声。电话被他哥哥拿过去：“你要来看看他吗？”我想说话，却说不出。紧握着电话，不知道过了多久，听筒里只剩几声啜泣一样的忙音。我却仍旧没有反应过来。

我似乎应该悲伤，然而我只是握着手里的培养瓶，忘记了应该要拿它怎么办。实验室里的仪器吱呀尖叫，此起彼伏，闪着各色光灯，同我面面相觑。那个下午真实得像一出精心编排的戏剧，而我只是一件可有可无的道具，绕着舞台边缘，顺着轨道继续运行。

6

在太年轻的时候，还不知道该怎么活，就早早直面了死。仓皇之间，胸中湿淋淋拧起一股绳，坠起很多块垒，日益沉重，杯盏难浇，药石无用。

这很多年来，心里一直牵拉着警铃，提醒我，往事仍在身后，虎视眈眈，从未放过我。

从公寓回酒店的路上，艾德里安打开了车载电视，电视正在转播刚刚的艾米莉复出演唱会。再生的大脑，控制着钢铁躯干和声道，唱着早已不时兴的曲调，摆弄笨拙艰涩的动作。

我伸手把电视关掉。

艾德里安瞥了我一眼，咳嗽一声，说：“都忘了问你，旧金山怎么样？”

我想也不想，说：“也就是那样。”

他不开腔。

我赶紧补救道：“对不起，我不是……其实刚开始那会儿，我过得不太好。”

“没关系。”他又原谅了我，“过得很糟糕吗？”

“是啊，还好都过来了。”我耸耸肩，做一个无所谓的表情，“对了，你刚才恭喜我，我才要恭喜你。”

艾德里安愣了一愣：“嗯？你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了。”我说，“很厉害啊，这么年轻就能做出这么大的突破！我本来要打电话给你的，后来项目正到关键，就忙忘了。”

“哦——你说那个啊——谢谢啊。”

我是离开慕尼黑三年多以后，在期刊上偶然看到艾德里安的消息的。那时我开始研究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然而因为是完全从头开始，又对外科手术心存阴影，研究进展很慢。

事业也好，生活也罢，似乎都仍停驻在多年以前。

我挣扎一番，从床上爬起来，刷牙洗澡，买了一个三明治，就匆匆下楼，往地铁站跑去。用手机查看期刊推送时，艾德里安的名字不期然跳了出来。那是一篇很有突破性的文章，研发了针对DETV病毒的新型药物。他做了很多工作，从基础研究到临床观察一应俱全。

看到一半，补充材料里一行小字胶住了我的注意力：

五号病人在为病原携带者进行外科手术时，因医学污染感染DETV，确诊时，学习记忆功能已明显衰退，且并发严重抑郁症状。

出了地铁，日光直逼到眼前，深深镶进高楼玻璃的反光。枝头上叶子在风和水汽里挣动。行走在这光芒之下，像字迹浮在纸页上，行过处印着心事追忆，硬揭开来，却仍是一片空白。

在这空白处，回忆投影出查尔斯和我的最后一晚。

我们各坐在一边，他独自发呆，我闷头赶要讲的组会。楼下住了一户俄罗斯的学生，喝多了，在草坪上大喊大叫。

查尔斯抬头看了我一眼，打开窗探头出去，先是冲他们大吼。被无视之后，整个人暴躁起来，抄起一个酒瓶子就要往外扔。我扑上前，把瓶子抢回手里。我说：“我没关系，你先别激动。”

他又冲着外面骂了一句，我匆忙把窗户关上了。关上窗以后，查尔斯仍然安宁不下来，绕着客厅转圈，呼吸粗重，大喊大叫。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心里又生出很多忧惧，无措之间，竟转身躲进浴室里去了。

我不怪他。其实我也明白，从高处跌落的人，在不停的挫败中被折磨得敏感而锋锐，旁人的触碰都难以触及核心。

但我还是害怕，甚至压过了悲哀。

许久以后，他安静下来，然后响起艾米莉的歌声。他轻轻走过来，敲浴室的门。我打开门，他小心翼翼地拥抱我。

他的眼里落着阴翳，神色歉疚，好像他是那个逃开的人。

这令我又不解，又难过。

第二天一早，我被门铃惊醒，打开门，他哥哥从弗莱堡过来，要接他离开慕尼黑。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查尔斯眼底的歉意是什么——匆忙，而且无奈的临别致意。

他离开我，就像我离开艾德里安——你很好，然而生命短暂，你无需浪费在无望的等候里，不如让我做那个浑蛋，就此作别。

暗含温柔祝愿，满是束手无策。好似情深，却又最是无情。

终于，在旧金山潮湿狂躁的夏天，在拥挤喧嚣的人潮中，我落下泪来。

7

DearLord,whenIgettoheaven,pleaseletmebringmyman.

When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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