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术手册一种神奇的心理疗法90

法庭催眠

如果你对有关犯罪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很熟悉的话，你肯定知道执法机构所面对的古老问题是什么：证人经常记不起自己的所见所闻。他们可以提供的细节非常之少，即使他们当时就在犯罪现场，亲眼目睹亲耳听到了一切。这种情况下法庭催眠有时便能助一臂之力。

法庭催眠历史悠久。早在年，一名视力超人的女子被导入催眠性恍惚以帮助找到从一个商店偷钱的小偷。她在催眠状态下详细描述了一个14岁的男孩，并说出了他跑出商店后逃跑的方向。这个男孩被抓到时非常吃惊，当场承认了自己的偷窃行为。

然而，从19世纪开始，催眠在犯罪调查方面的应用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遭到了质疑。问题在于，虽然目击证人和犯罪受害人可以在催眠作用下记起关键细节，但谁又能保证这些细节是真实的呢？这就是我们所称的“虚谈现象”（confabulation）。在这个虚谈过程中，大脑（有时在提示的辅助下）在遗忘的空白处填上适合的信息。这种虚构性的回忆并不是“撒谎”，因为它并没有有意欺骗，但它确实是杜撰的。更雪上加霜的是，调查者也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答案，于是便有意或无意的牵引证人或受害人最终说出他们想要的答案。在所谓的虐待儿童案件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即虚假记忆综合征。这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各个法庭对待催眠作用下获得的证据和证词持部分怀疑态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了臭名昭著的泰德·邦迪案件。其中，一位证人在催眠状态中记起的证据，对判定邦迪绑架并杀害了12岁女孩金波莉·丽琪至关重要。起初，主要证人只能记起很少的细节，后来在恍惚中记起了可以证明邦迪罪行的重要细节。但在上诉时，被告方坚持说法庭依靠这一证据是错误的，因为证人在催眠状态下给出的证词与之前不符。不过，法庭还是驳回了邦迪的上诉，他后来承认了自己杀害28名妇女的罪行并被判死刑。

美国各州对催眠作用下所获证据的利用都是各不相同的。而且各州还针对获得证据的前提制定了明确规定：同一名催眠师不应经常受雇于检察当局；催眠师应当是名副其实的专家；所有会面都应被录下来；必须注意不要引导被催眠的证人说出某个特定答案。

尽管问题重重，法律程序也极其复杂，催眠仍然在犯罪调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缺乏线索、首要嫌疑犯和进行调查所依据信息的案件中，催眠的作用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证人潜意识地给出调查小组希望听到的答案的可能性很小。而此时证人在催眠中记起的回忆就有可能提供重要线索。

虚假记忆综合征

由于所谓的虚假记忆综合征，催眠卷入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之中。其中牵涉到的案例是，患者在治疗中会记起早已遗忘的发生在过去的受虐事件。这有时被称作被压抑掉的记忆（repressedmemories）或恢复的记忆（recoveredmemories）。但事实上，这些“记忆”经常最终被证实是假的，而被指控的肇事者也是冤枉的。并非所有这些案例都与催眠有关，其他形式的疗法也被使用。但是，催眠在很多这类备受争议的案例中的使用使其受到舆论瞩目，而其帮助患者恢复记忆的能力也因此遭到舆论质疑。

当患者在此类例案中借助于治疗回忆起的基本事实被证实是虚假的时候，警钟就敲响了。例如，一名妇女记起自己曾经在童年时代被父亲骚扰，地点是在自己家的阁楼上，但她家并没有阁楼；在另一个案例中，一名妇女说她曾经在两岁时遭到父亲的虐待，但事实上她两岁时一直在和狱中的母亲一起生活。

这种争议导致的结果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一些明显犯有虐待罪的肇事者都纷纷翻案。虐待案件的唯一真实证据往往是被害人的陈述，而他们却只在治疗中记起相关细节。于是直接后果是，一些患者起诉治疗师，指控后者在他们的大脑里灌输了虚假的记忆。但关键问题在于：催眠所诱导出的记忆可靠性到底有多大呢？

年，美国医学学会科学理事会发布了一项声明，警告说：“在催眠状态中回忆起的信息有可能属于虚谈或伪记忆，不仅不会更加精确，实际上反而会比非催眠性记忆更加不可靠。”

虚谈现象是指人们针对关于过去提出的问题给予虚假或人为虚构的答案，从而填补记忆遗忘

所造成的空白，但同时自己却相信这些答案的真实性。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警告说，被压抑掉的记忆可能是虚假的，尤其是当治疗师试图将这些记忆恢复的时候。

这一警告发布的时候，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很多家庭正面临虐待指控招致的四分五裂。其中最糟糕的案例包括恶魔仪式的虐待（ritualsatanicabuse）。当时的气氛正好与16世纪和17世纪的政治迫害所导致的狂乱和恐慌，甚至与年马萨诸塞的萨勒姆女巫血案不相上下。迫于形势，虚假记忆综合征基金会在费城建立，世界其他地区也纷纷建立了类似机构。

批评者们指出，这种恢复的“记忆”有时归咎于催眠师，因为他们一味搜索被压抑掉的童年受虐记忆，找不到就不罢手。在这种情况和这种压力下，受暗示和想象力影响的无意识心灵便会提供一些细节以满足盘问者。一旦这些记忆被创造出来，它们便变得和其他记忆一样真实，并且在患者的意识中获得真实记忆的地位。

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是，一些治疗师诊断出（往往是错误诊断）病人患有多重人格障碍（MPD）—现在称为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而他们认为童年的受虐经历是发病原因。这使他们的决心更为坚定，一心要释放患者意识中的这些丢失的记忆。事实上，现在有很多专家认为，真实而严重的童年受虐经历也许被埋藏在了心灵深处，但却很少会被受害者彻底遗忘。

这并不意味着在催眠作用下回想起的所有记忆都是虚假的，也不表示鼓励患者回到童年的催眠疗法帮不上任何忙。但是这却表示，有关过去犯罪行为的恢复记忆不能作为法律程序的根据，除非还存在着强有力的外部支持证据。